1978年是新中國歷史上關鍵的一年，也是中美關係史上關鍵的一年。由於美蘇矛盾重新激化、美國政府內部對實現關係正常化逐漸形成共識、中蘇中越矛盾更加尖銳、中國改革開放蓄勢待發，中美兩國都迎來了實現關係正常化的有利內外環境。正是在這些因素綜合作用下，中美關係出現了重大突破，雙方最終決定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從而使中美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一、中美關係正常化完成的過程
經過幾年停滯，1977年7月，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歷史進程雖然重新啓動，但是進展緩慢。隨着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1978年，卡特政府終於下定決心與中國完成外交關係正常化。1978年5月，布熱津斯基訪華，雙方在關係正常化問題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經過長時間談判，12月中旬，雙方完成了中美建交的歷史進程。
1.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重新啓動
1977年卡特入主白宮之初，中美關係正常化並沒有被提上政府的外交日程。然而，這種狀況很快開始改變。2月25日，勃列日涅夫給卡特回了一封態度冷淡的信，對他觸動很大。布熱津斯基寫道：“這封信使他大吃一驚，他說他對此感到失望，但同時他表示不會受它的影響”，“卡特說他現在想考慮對中國採取更多的主動行動，很顯然這一定是他在勃列日涅夫作出這一相當令人不愉快的反應的情況下想到這一點的”。爲表示對中美關係的重視，4月，卡特派他的兒子齊普·卡特隨美國國會議員代表團訪華並致信中國政府。5月，他又在聖母大學的演講中指出：我們在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正常化方面取得進展是重要的。我們把美中關係看作是美國全球政策的中心因素和世界和平的關鍵力量。我們希望與富有創造精神的中國人民在全人類面對的問題上進行密切合作，我們希望能找到一種框架來克服那些仍然把我們兩國分開的困難。6月，卡特政府的對華政策逐漸形成。國務院提交給總統一份跨部門的關於中國的備忘錄，建議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斷絕與臺灣當局的正式官方關係。既然與臺北沒有外交關係，那麼防務條約和美國的軍事存在也應終止。
7月30日，卡特專門召開討論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會議，爲萬斯訪華做準備。最後，卡特告訴萬斯：讓所有這一切開始吧，我從來沒有從拖延耽擱中得到什麼，把我們所有的立場都講出來。如果中國人準備接受他的一攬子計劃，他準備實現關係正常化，如果他們不願意那就算了。顯然，卡特此時在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上仍然抱着無所謂的態度，還不是特別積極。但是，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歷史進程再次啓動了。
8月22日，萬斯到達北京。訪問期間，他先後與黃華、鄧小平進行了會談，並受到了華國鋒的接見。在與萬斯會談時，鄧小平指出：“我們歷來都說，我們兩國之間存在着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臺灣問題。國務卿先生提出的關於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方案，比我們簽訂上海公報後的探討不是前進了，而是後退了。”“要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在臺灣問題上有三個條件，即廢約、撤軍、斷交，按日本方式。老實說，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一個讓步。”“你們這個方案，集中起來是兩個問題。第一，你們實際上要我們承擔不用武力解放臺灣的義務，實際上還是干涉中國的內政。第二，你們提出不掛牌子的大使館，實際上是倒聯絡處的翻版。我們對這個方案是不能同意的。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別人不能干涉。我們準備按三個條件實現中美建交以後，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條件下，力求通過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但不排除用武力解決。”萬斯訪華雖然沒有取得什麼積極成果，但還是具有積極意義。它不僅意味着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重新啓動，而且使美國更加清楚了中國的立場。這對於美國調整對華政策、實現關係正常化是有益的。
事實上，萬斯訪華也使中國進一步明白了美國關於正常化的立場和態度。這對於中國採取適當的措施推動兩國關係正常化也是有益的。爲推進中美關係正常化，1977年下半年中國採取了一系列措施。①在臺灣問題上態度又發生了微妙變化。在臺灣問題上的言辭又靠近了毛澤東構想中軟的一手，重新表達了中國人民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耐心和願望。在各自的訪華期間，參議員傑克遜、肯尼迪和克蘭斯頓受到了非常熱情的接待，而且中方在會談中都強調了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願望。事實上，在與萬斯的會談中，鄧小平就已經表示中國力求通過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②打破了中美關係正常化以前中國官方不訪問美國的慣例。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部接受美國能源部長詹姆斯·施萊辛格的邀請，向美國派出了一個政府代表團。這是中國第一次沒有堅持所有代表團成員必須打上“非官方”的標籤。③在停止兩年以後，中國恢復了向美國購買小麥。④邀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訪華。從抗衡蘇聯的需要出發，布熱津斯基對關係正常化停滯不前非常不滿，希望訪問中國。11月，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黃鎮利用蒙代爾副總統爲他舉行離任送行午宴的機會，向布熱津斯基發出了訪華邀請。⑤李先念副總理在接見《華爾街日報》記者時重申中國的立場：如果美國發表聲明，臺灣問題必須和平解決，那麼我們也要發表聲明，是用和平方式還是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外國無權干涉。這實際上是對美國要求建交時單方面發表關於臺灣問題聲明的一個靈活回答，既可以滿足美國的要求，又可以表明中國的嚴正立場。
2.中美關係正常化取得重大突破
1978年，中美關係正常化成爲卡特對華政策的重心。在受到中國的邀請後，布熱津斯基開始積極爭取總統批准訪華。在副總統蒙代爾和國防部長布朗支持下，3月中旬卡特決定派布熱津斯基訪華。5月17日，卡特指示布熱津斯基告訴中國：我們把美中關係看作美國全球政策的一箇中心方面。美中兩國具有某些共同利益，雙方有着並行不悖的長期戰略利害關係。其中最重要的是雙方都反對任何國家謀求全球或地區霸權。所以，你此行不是戰術性的，而是要表明我們對與中國建立合作關係具有戰略方面的興趣，而且這種興趣具有根本的和持久的性質。此外，卡特還告訴布熱津斯基可以接受中國方面提出的建交三項原則，可以重申尼克松的五點保證。他說：“你應該說明，在這些問題上，美國已經下定決心了。”
經過充分準備，5月20日，布熱津斯基一行10人抵達北京開始訪問，受到了中國領導人的熱情接待。在與外交部長黃華的會談中，布熱津斯基首先着重談了中美之間的戰略利益共性。他說：“我前來中華人民共和國訪問，是因爲卡特總統和我認爲，美國和中國具有某些共同的根本戰略利益，以及相似的長期戰略目標。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們雙方對全球以及地區霸權主義的態度。因此我們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關係的興趣，決不是策略性的，而是基於某些長期戰略目標的。”同時，他還對中國批評美國對蘇軟弱進行了適當的辯解，並對中國提出了一些具體建議。但是，關於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布熱津斯基並沒有和黃華進行深入會談，只是確認：“《上海公報》是雙方關係的出發點。卡特總統重申確認美國前兩屆政府所闡明的五項基本原則。我們認爲只有一箇中國。總統認爲中國在維持全球均勢方面起着中心的作用。總統相信，在我們這個多元世界裡，一個強大而獨立的中國是維持和平的一支力量。”
在與鄧小平的會談中，雙方主要討論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布熱津斯基說道：總統本人準備儘可能迅速而妥善地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無意人爲地拖延下去。在雙方關係中，我們所依據的仍然是《上海公報》，是一箇中國原則。臺灣問題如何解決，那是你們的事情。同時，我們也有某些國內問題、某些歷史遺留問題。這些問題很複雜、很棘手，有些還很牽動感情，因此我們必須設法找到某種方式，使我們可以表示我們希望和期待臺灣問題能獲得和平解決。當然，我們承認這是你們的內政。對此，鄧小平表示：在這個問題上，雙方的觀點都是明確的，問題就是下決心。如果卡特總統是下了這個決心，事情就好辦。我們雙方隨時可以簽訂關係正常化的文件。我們歷來闡明的就是三項條件，即斷交、撤軍、廢約。我們不能有別的考慮，因爲這涉及主權問題。關係正常化問題對兩國來說，是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當然我們歷來說，我們之間的關係還有其他方面，主要是國際問題，在這方面我們有許多合作的餘地。有許多問題我們可以共同探討，不少問題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關於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你們要表示你們的希望，這可以；但我們也要表示我們的立場，即中國人民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解放臺灣，是中國人自己的事。通過坦誠的會談，雙方確定從6月開始就建交問題進行高度保密的談判，布熱津斯基反覆申明卡特總統已經下定決心了。在談妥了正常化問題後，雙方還就國際形勢以及戰略關係繼續進行了會談。
5月22日，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會見了布熱津斯基一行，並與他就臺灣問題、中蘇關係、中日關係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會談。此外，布熱津斯基的隨行官員也與中國相應官員進行了會談，內容涉及有關美蘇力量對比的戰略問題、軍事情報以及互派軍事代表團訪問的建議、擴大雙方文化和經濟合作問題、擴大科學方面的合作等問題。23日，布熱津斯基結束在中國的行程前往日本訪問，訪問取得了成功。通過緊張而友好的會談，雙方在關係正常化問題上取得了重大的共識，從而結束了中美關係正常化躊躇不前的狀態，爲中美關係正常化談判奠定了基礎，加快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歷史進程。
3.中美關係正常化秘密談判
爲了確定中美建交秘密談判的相關問題，6月20日，卡特召集萬斯、布朗、布熱津斯基和喬丹開會。爲了保密，有關內容由布熱津斯基寫在一張紙上，沒有打印。美中關係：①必須嚴格保密。②中國方面很希望改善關係。在布熱津斯基訪華之前，他們已經做了我們所要做的一切。③爭取12月15日建交。但只限於最少數人知道。對外只表示我們願意改善關係和實現正常化。④在國會裡先解決美中關係，然後才解決批准限制戰略武器協定問題。⑤殘存的關係：希望除私人機構外能有更廣泛的選擇餘地。派駐貿易使團如何？派駐軍事銷售使團如何？請萬斯提出法律方面的估計。⑥由伍德科克主持談判。奧克森伯格和霍爾布魯克進行準備工作。由伍德科克約見對方開始談判。隨後發去指示。⑦伍德科克進入談判時，建議每10天談一次，建議以下議程：代表方式；和平解決；美國與臺灣的貿易關係；公報以及發表的方式。⑧下週初擬出關於代表方式的指示電稿。⑨請伍德科克試探對方能否同意在通知中華民國後給一年的善後時間。策略確定以後，伍德科克開始與中國談判。
7月5日，中美建交秘密談判正式在北京開始，中方代表爲外交部長黃華，美方代表爲駐華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然而，談判剛開始，雙方就在談判方式上出現了分歧。在第一次會談中，伍德科克提出了4項議程：①美中關係正常化後，美國在臺灣存在的性質。②宣佈關係正常化時我們將發表的文告。③美中關係正常化後美國與臺灣的貿易。④聯合公報以及關係正常化的方式。黃華則提出了中方關於中美建交的原則立場。14日，黃華就美方的議程提出了意見，“認爲美方應先就中方提出的建交三條件和建交聯合公報作出響應，提出具體意見。中方的態度是，讓美方先把底牌亮出來，再提出評論或反建議”。但是，美方指示伍德科克逐條逐條談，在弄清楚中方不會拒絕以後才亮出底牌。不僅如此，美方認爲，美國接受了中國的建交三原則，他們也要提出三個條件：①宣佈關係正常化時，我們準備單方面發表關於臺灣的未來應和平解決的聲明，請中國方面不要加以反駁。②我們將在非官方基礎上同臺灣保持經濟、文化等一系列關係。③我們應能向臺灣繼續出售武器。因此，在談判的初期階段，雙方各自陳述立場，沒有涉及實質性問題。
隨着戴維營調處埃以衝突成功，卡特決定加速中美建交談判進程。9月中旬，雙方開始磋商實質性問題。但是，雙方很快陷入了僵局。17日，卡特在接見中國新任駐美聯絡處主任柴澤民時說：中國領導人應該瞭解一件事，沒有一個美國總統能實現對華關係正常化而不對臺灣的安全作出承諾，正常化後美國繼續向臺灣出售有限的防禦性軍事設施是至關重要的。對此，10月2日，黃華在參加聯合國大會期間告訴萬斯：中國政府對於兩國關係正常化以後美國還要同臺灣保持安全關係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中國不能同意在美臺“共同防禦條約”廢止以後美國還要向臺灣出售武器。如果美國政府堅持這一條件，那就會危及正常化談判，中方可能撤出談判。
事實上，黃華在跟伍德科克進行談判時，布熱津斯基也在與柴澤民進行談判，霍爾布魯克也與韓敘開闢了談判的渠道，卡特總統有時候也親自出馬。同時，美國還通過落實布熱津斯基訪華的一些具體承諾，採取了一些推動中美會談的措施。此外，卡特總統還作出了兩項重要決定：推遲與越南建交，向中國提出一份建
交公報草案。與此同時，中國也積極迴應美國的舉措。11月2日，鄧小平指示外交部：從卡特總統的表態來看，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們也要抓住這個時機，原則當然不放棄，可以按美方提出的問題談。在中美兩國高層的關心下，建交談判的速度大大加快。在11月2日的第五次會談中，美方提出了建交聯合公報草案，在12月4日會談中又對中國關心的一些問題做了說明。12月13日，鄧小平會見伍德科克，基本上接受了美國的公報草案，並表示自己將於1979年1月訪美。至此，中美建交秘密談判基本上完成。
然而，到了最後一刻，問題出現了。中國誤以爲美國從1979年開始不向臺灣出售武器了，而美國的意思是僅在1979年不出售武器給臺灣，1979年以後恢復向臺灣出售武器。因此，15日晚上，布熱津斯基指示伍德科克約見鄧小平，要求澄清美國售臺武器問題。鄧小平起初非常氣憤，但是很快冷靜下來，將美國售臺武器問題擱置起來了。鄧小平說道：中美建交後，希望美國政府慎重處理同臺灣的關係，在這些關係中不要影響中國爭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如果美國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從長遠講，將會對中國以和平的方式解決臺灣歸回祖國的問題設置障礙；在實現中國和平統一方面，美國可以盡相當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
這樣，通過將近半年的談判，中美雙方終於就完成關係正常化達成了協議。北京時間12月16日，中美雙方同時發表《中美建交公報》，宣佈兩國從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3月1日建立大使館，互派大使。至此，歷時6年多的中美關係正常化歷程終於結束了。中美關係翻開了新一頁。但是，中美雙方在臺灣問題上仍然存在一些懸而未決的敏感問題，這爲此後中美關係的穩定發展留下了隱患。
二、中美關係正常化完成的原因
1972年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歷史進程啓動後，主要由於美國方面的原因，不久就逐漸進入了停滯狀態。經過6年多的艱難曲折，1978年，兩國終於達成了關係正常化協議。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完成不是偶然的，而是當時國際形勢變化的結果，是美中兩國國內形勢變化的產物。當然，這也是與兩國領導人的遠見和膽識分不開的。
1.美國完成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原因
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啓動後，隨着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美國逐漸放緩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程。然而，卡特入主白宮以後，經過一段時間的猶豫，在正常化問題上變得積極起來，從1978年7月開始建交秘密談判到12月發表建交公報，迅速完成了關係正常化的歷史進程。顯然，美國這種變化的發生是有着深刻的國際國內原因的。
第一，三角關係出現了新變化。尼克松和基辛格之所以追求緩和，是想借此限制蘇聯侵略勢力的擴張，以確保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然而，在緩和的掩蓋下，蘇聯的綜合國力逐漸增強。僅以兩國國內生產總值和導彈核潛艇的情況爲例，表3-1的數據顯示，從1972年尼克松訪蘇實現美蘇緩和以來，兩國實力的差距不是擴大了而是縮小了。按1990年的美元價值計算，1972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爲3.3萬億美元，是蘇聯的238.3％；1978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4.04萬億美元，是蘇聯的235.8％，比1972年下降了2.5個百分點。隨着經濟力量的增長，蘇聯大力發展軍事力量，兩國軍事力量的變化更大。1972年，美國有核潛艇41艘，是蘇聯的82％，1978年下降到僅爲蘇聯的46.6％。事實上，蘇聯的陸基導彈的數量也大大增加，與美國的差距迅速縮小。這爲蘇聯向美國霸權挑戰奠定了力量基礎，從而對美國構成了嚴重威脅。正如亞歷山大·黑格將軍1977年2月所說的，“蘇聯的威脅今天確實進一步增大了。蘇聯正在以飛快的速度從一種地緣政治力量爬上超級大國的地位。這並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純粹是軍事力量膨脹的產物。作爲一種必然結果，蘇聯現正在逐漸崛起，不但能夠在某個地區或某個大陸發揮作用，而且已能夠在全世界發揮作用。”
表3-1 1972—1978年美蘇力量對比的變化 資料來源：Angus Maddison,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pp.180-187;George Modelski& William,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as,1494-1993,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7,pp.239-302.
隨着軍事實力的增強，蘇聯打着緩和的旗號開始加緊在亞非拉擴張，干預發展中國家事務，搶佔戰略要地。在南亞，蘇聯支持印度對抗巴基斯坦，以控制印度洋；在非洲，蘇聯利用古巴在安哥拉打“代理人戰爭”，侵略扎伊爾，在非洲之角製造埃塞俄比亞同索馬里的衝突；在亞洲支持越南反華和侵略柬埔寨。“特別是利用古巴這個工具從也門和埃塞俄比亞包抄沙特阿拉伯”對中東地區構成了嚴重的威脅。不僅如此，在美蘇戰略武器談判中，蘇聯的態度趨向強硬。勃列日涅夫認爲，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任何協定必須以符拉迪沃斯託克諒解爲基礎，包括把空對地巡航導彈算入戰略武器總數之內的具體方案這一點在內。此外，勃列日涅夫還堅持逆火式轟炸機應完全從協議中排除出去。這是蘇聯最極端的立場。面對蘇聯日益囂張的侵略氣焰，美國的態度也轉向強硬。卡特宣佈：“蘇聯要麼選擇對抗，要麼選擇合作，美國已經做好了應對蘇聯選擇的充分準備。”
值得指出的是，正當中美關係正常化停滯不前之際，中蘇關係又出現了改善的跡象。毛澤東逝世後，蘇聯的對華政策出現了緩和苗頭。在這個過渡時期，蘇聯試探改善中蘇關係。雖然鄧小平復出後中國拒絕了蘇聯的提議，但是這仍然引起了美國有關方面的注意。在1977年國務院提交給總統的一份跨部門備忘錄中，萬斯認爲，除非中美關係向前推進，否則美國將冒中蘇關係改善的危險。而改善中美關係有利於美蘇關係像1971—1973年那樣得到改善。顯然，持這種看法的人不在少數，特別是在決策圈內。萬斯的觀點得到了蒙代爾、布朗和布熱津斯基的強烈支持。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覺得有必要重打“中國牌”，從而既可避免中國再次與蘇聯接近又可以藉助中國牽制蘇聯。正如布熱津斯基所言，“我們相信，華盛頓與北京建立真正的合作關係將大大促進遠東的穩定。從全局觀點來看，這對美國與蘇聯進行全球競爭是有利的。”
第二，競逐中國市場壓力加大。美國是一個商業主義傳統很強的國家。追逐海外經濟利益、奪取海外市場，是美國外交擴張的基本動力。促使中國門戶開放是美國對華的一貫政策。在近代史上，美國通過“門戶開放”政策逐漸擠入中國市場，並形成了較大的規模。然而，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政策，美國喪失了一百多年來其先輩們在華孜孜開拓的成果。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後，美國與中國的商業往來和經濟貿易關係逐步恢復，並且一度飛速發展。但是，由於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停滯，兩國的經濟貿易關係也大受影響。相反，其他西方大國不僅冷戰時期就與中國保持了一定的經濟聯繫，而且在尼克松訪華後紛紛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因此在開拓中國市場方面搶佔了先機。從1972年到1978年，中國與西歐、 日本的經濟貿易關係都取得了巨大的發展，而美國與中國的經濟貿易關係則出現了起伏波動，遠遠低於其他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水平。據美方報刊統計，僅1978年上半年，歐共體對中國的出口就比美國多3倍。1978年2月，中日又簽訂了長期貿易協議，從1978年到1985年，每方出口金額累計100億美元；日方在頭五年以延期付款方式出口技術設備70億～80億美元、建設器材20億～30億美元。4月，中國和歐洲共同體簽訂了第一個貿易協定，雙方保證增加貿易，並互相給予最惠國待遇。
同時，隨着中國國內局勢轉向穩定，中國逐漸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在與國外各界人士的會談中，中國領導人經常向他們展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宏偉圖景，以及引進國外資金和先進技術的設想。中國百廢待興的前景和龐大的人口，使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非常看好中國這個潛在的大市場。然而，在競逐中國這個市場方面，美國不僅已經喪失了先機，而且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在發展經濟貿易和商業關係方面，中國優先照顧已經建交了的國家。1978年5月19日，鄧小平在會見一些美國報刊發行人和編輯時曾說：“當美國、歐洲和日本的企業爲簽訂同一個合同而競爭的時候，中國必然要照顧那些早已同中國關係正常化的國家。”不管中國是有意利用經濟貿易關係作槓桿推進中美關係正常化，還是真正出於應該優先照顧已經建交的國家，這種政策考慮無疑都不利於美國商業界競爭中國市場。蒙代爾、萬斯、布朗以及布熱津斯基等人認爲，中國人已經不相信美國稍後實現關係正常化的承諾。除非建立完全的外交關係，否則我們與中國的文化和經濟關係將停滯和破壞。因此，美國要想與其他西方國家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公平地競逐中國的巨大市場，就必須打開中國對美開放的大門。正如《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賴斯頓所言，“在中國開始同日本、德國、英國以及其他工業國家進行大量貿易之後，許多美國大企業家，其中大多數是共和黨人，極力要求同北京建立正常關係，使美國有較好的機會及早進入中國市場。”
第三，國內形勢有利於實現關係正常化。尼克松啓動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後，美國人對中國的瞭解逐漸增多，贊成實現關係正常化的人也在增多。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出現停滯後，美國內部出現了是否應該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的爭論。在學術界，費正清、鮑大可、哈里·哈丁等著名學者堅決支持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在參議院，1978年1月，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在電視講話中呼籲實現美中關係正常化，認爲中國是這個“獨特歷史時期”亞洲和平的關鍵；克蘭斯特也宣稱承認中國的時間已經到了。在衆議院，1978年7月，美國保守派聯盟進行了一項調查：你是否支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如果這種正常化美國不得不終止與臺灣的關係並且廢除共同“防務”條約？在435名衆議員中，211名反對犧牲臺灣利益而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34名“基本上反對”接受這樣的條件，180名沒有做出任何反應，只有6名贊成這樣一種行動。表面上看，國會內部存在強大的反對聲音。但是，他們反對的不是與中國關係的正常化，而是“犧牲”臺灣的利益，是擔心損害美國在臺灣的利益。事實上，“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後，國會和行政當局在美國對華政策上持基本相同的立場，都認爲美國應該與中國恢復邦交”。此外，美國大企業家也對卡特政府在中美建交問題上徘徊不前普遍感到不滿，極力要求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1978年，政府內部在正常化問題上逐漸取得共識。駐華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不僅大力呼籲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而且積極做前往聯絡處的議員、商人和記者的工作。布朗認爲，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不僅因爲中國是對付蘇聯的戰略砝碼，而且這樣的關係將能增強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地區安全的興趣”。在布熱津斯基訪華後，國務卿萬斯對中美建交的反對意見也大爲緩和，積極支持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提出了很多積極的建議。正如布熱津斯基說的：“其實，在那個階段我們兩人還是互相合作的；國務院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在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問題上立場是一致的。”爲了避免國會內部不必要的麻煩，萬斯建議在國會休會期間實現關係正常化。他和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霍爾布魯克起草了一份備忘錄，認爲在1978年秋天國會選舉後可能存在一個正常化的窗口，這個窗口一直開到1979年初，因此強烈建議利用這個窗口。正是在這種比較有利的國內條件下，卡特在調處埃以衝突成功後加速了中美關係正常化談判的步伐，還親自與駐美聯絡處主任柴澤民會談建交問題。
2.中國力推關係正常化的原因
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完成是中美兩國雙向作用的結果，是兩國相互妥協的產物。在中美建交秘密談判中，中國在美蔣共同防禦條約、美國對臺軍售以及美國單方面發表希望中國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聲明方面做出了讓步。臺灣問題事關中國的主權，中國一貫堅決反對別國干涉中國的內政。顯然，中國之所以在臺灣問題上做出讓步，是因爲中國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需要打開對美關係的大門。
第一，國內形勢發生變化。毛澤東逝世以後，“四人幫”被打倒，鄧小平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逐漸穩定下來。隨着“**”的結束，中國走出了十年動亂的不正常狀態，國家工作重心重新轉到經濟建設上來。1978年2月，華國鋒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需要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
等各個方面，進行緊張的工作和鬥爭，而高速度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歸根到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11月10日開幕的中央工作會議又討論了從1979年1月起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經過36天的充分討論，即將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任務都提出來了。在會議閉幕式上，鄧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從而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幕。經過短短5天時間，會議作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從此，中國開放戰略正式確立。
然而，20世紀70年代，國際形勢進一步發生深刻變化，科學技術突飛猛進，新興產業不斷崛起，世界經濟聯繫愈益密切。中國發展離不開世界，需要引進國外先進科學技術和富餘資金加快現代化建設的步伐。美國不僅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擁有最先進的科技和最雄厚的資金，而且控制着其他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高科技產品的出口。從現代化建設角度看，中國需要美國的資金和先進技術。尼克松訪華後，雖然中美關係有了一定的改善，兩國經濟關係已經開始，但是由於兩國沒有正式建交，兩國關係依然缺乏制度性保障，中美關係的大門可能被關閉。正如奧克森伯格回憶的，爲了獲取美國能夠提供的技術和資金，1978年2月全國人大將經濟發展至於中國的最高議事日程，大大增加了與美國建立密切關係的吸引力。不僅如此，中美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是中國營造和平、穩定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環境的基本保證。1978年5月，鄧小平在會見布熱津斯基時強調，中國希望獲得更多的美國技術，擔心美國未必給予通融。他還問布熱津斯基，美國是不是擔心得罪蘇聯。因此，鄧小平強調中美建交是個“大局”，並在談判的關鍵時刻對美國做出了讓步。
第二，中蘇關係繼續緊張。因爲蘇聯在中蘇邊境和蒙古國駐紮重兵對中國構成現實威脅，所以雖然蘇聯多次表達改善關係的意向，但是中國拒絕了。中國指出，蘇聯如果真想改善中蘇關係，就應該做點實事，撤退在中蘇邊境和蒙古國的駐軍。中蘇關係仍然處於緊張狀態，在某種程度上還有所惡化。1977年2月，蘇聯恢復了反華宣傳。4月，蘇共中央書記齊米亞寧甚至指名攻擊中國“反蘇立場沒有絲毫變化”，並拋出亞歷山德羅夫的文章，指名攻擊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1978年三四月間，勃列日涅夫和蘇聯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前往西伯利亞和遠東視察部隊，並觀看了具有強烈針對中國色彩的軍事演習。5月，蘇聯飛機入侵黑龍江省，軍艦侵入中國水域，邊防巡邏兵登上中國江岸並打傷中國居民。6月，蘇聯將越南納入經互會並唆使越南反華。9月，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致信越南，誣衊中國指使柬埔寨“對越南進行侵略”。11月，蘇越又簽訂了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友好合作條約，爲越南反華撐腰。顯然，蘇聯的這些行動進一步惡化了中蘇關係，引起了中國警惕和擔憂。正如1978年國防部長徐向前在紀念建軍節的文章中說的，蘇聯“在中蘇邊境和蒙古境內陳兵百萬，部署進攻性戰略武器，並大大加強太平洋艦隊的實力，頻繁地舉行以進攻我國爲背景的軍事演習……不久前，勃列日涅夫還親自出馬，竄到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活動，爲其軍隊打氣，進行戰爭鼓譟”。在中國看來，蘇聯之所以能夠在中蘇邊界部署大量SS-20導彈和先進的戰鬥機、直升機，駐紮重兵，就是因爲美國對蘇聯搞緩和使蘇聯在歐洲面臨的壓力減輕，從而惡化了中國的安全形勢。
第三，來自越南的威脅增加。新中國建立後，與越南共產黨建立了良好關係。在越南反抗法國殖民主義以及美國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中，中國都給予了越南重大的支持，成爲越南抗法、抗美的可靠後方與堅強後盾。然而，越南1975年後迅速走上了反華道路，不僅借解放南方之機侵佔了中國南沙羣島中6個島嶼，而且不斷在中越邊境製造武裝衝突。1975年在中越邊境武裝挑釁439次，1976年達986次，造成中國邊民300多人死傷，還派武警毆打中國維修憑祥鐵路的人員，傷50多人。1978年夏秋，中越關係進一步惡化，邊界衝突達1000多次。越南還單方面毀壞界樁，派軍隊在中國境內巡邏、埋雷、設障，派公安人員登記戶口，還大肆驅趕華人、華僑。到1978年年底，被越南驅趕到中國境內的華人、華僑達到28萬多人，很多華人、華僑被迫逃到其他國家謀生。此外，越南將金蘭灣租給蘇聯作爲海空基地，形成對中國南北夾擊之勢；不斷侵略柬埔寨，打算建立“大印度支那聯邦”。這些都對中國南疆的穩定構成了重大的威脅。不僅如此，爲了改善國際環境，越南還在極力拉攏美國，甚至不惜以放棄對美國的戰爭賠償要求爲條件促進兩國關係正常化。
面對越南的反華浪潮，中國曾經謀求通過談判解決分歧，以避免衝突。但是，越南不僅不予理睬，反而更加變本加厲地反華、排華。1978年5月，中國撤消了對越南的75個援建項目，7月停止了一切援助項目。這更加引起了越南的嫉恨。7月，越共中央四屆四中全會召開，會議通過的《新形勢和新任務》的決議指出：越南基本的、長遠的敵人雖然是美帝國主義，但直接的敵人是中國和柬埔寨；越南要進一步依靠蘇聯，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奪取西南的勝利，防範北方的威脅，準備與中國展開血戰。在中國看來，越南已經變成了蘇聯侵略擴張的工具，其反華排華不是孤立的。因此，越南執意反華使中國西南邊疆安全形勢迅速惡化迫使中國實現與美國關係正常化，以藉助美國製衡蘇聯，爲反擊越南擴張主義創造條件。奧克森伯格認爲，布熱津斯基在與中國領導人的會談中，最突如其來的是中國領導人對越南背信棄義的強烈譴責。鄧小平地位的穩固和中國對南部邊疆日益增加的安全關切，可能是促使中國對布熱津斯基提議加強戰略對話、開始關係正常化談判以及在關係正常化以前擴大科學和經濟交流做出積極反應的兩個附加因素。
三、中美建交對中國開放戰略的意義
十一屆三中全會順應時代發展的潮流，確立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主要是爲了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資金，加快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顯然，中國開放戰略確立之初，主要是對以美國爲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開放。尼克松訪華以後，絕大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但是，美國在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問題上一直躊躇不前。這不僅影響了中美經濟和技術交流與合作，而且制約了中國與其他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轉讓與交流。因此，中美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對中國開放戰略的形成與確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1.確保了中國開放戰略順利啓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是基於對中國面臨的嚴峻國際環境得到緩解的基礎之上的。事實上，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中國的安全環境是非常不利的。在北方，中蘇關係非常緊張，中國對蘇聯極度不信任，中蘇關係改善的可能性很小。蘇聯不僅在中蘇邊境和蒙古駐紮重兵，而且1978年又在中蘇邊境部署了SS-20導彈和先進的戰鬥機，還舉行了針對中國的軍事演習。蘇聯對中國的軍事威脅不是減小了而是增大了。在南方，越南在蘇聯的支持下，侵略氣焰十分囂張。“從1978年夏天到初秋，中越關係繼續惡化，越南進一步投靠蘇聯，到9月，越柬之間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的可能性正在增加。”中國與越南處於戰爭的邊緣。顯然，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當時將改善極端不利的國際環境的希望寄託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之上。因此，如果中美關係正常化不能順利完成，那麼不僅蘇越對中國的軍事壓力不能緩解，而且中美關係出現惡化的可能性也依然存在。這無疑不利於中國一心一意地從事現代化建設，中國的開放戰略也就難以順利啓動。
2.打開了美國資金和先進技術的大門
美國是兩次世界大戰的最大受益者。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登上了資本主義世界霸主的寶座，逐漸成爲世界上經濟實力最爲雄厚、尖端技術最爲發達的大國。從表3-2可以看出，美國國內生產總值一直處於全球領先地位。從1970年到1978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比日本、德國、英國和法國4國國內生產總值的總和還要多。同時，美國的技術也大大領先於其他發達國家的水平。因此，中國實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美國資金和先進技術寄予了一定希望。這從鄧小平的講話中可以看出來。1979年1月5日，鄧小平回答記者提問時說：“爲了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願意同科學技術、工農業比較發達的國家進行合作。我們願意採取多種方式，同他們進行合作，其中包括銀行貸款、補償貿易，也包括其他方式。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歷來認爲，美國在相當多的領域裡處於領先地位。我們歡迎美國像西歐和日本一樣，參與這個競爭。”1月24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客人時又說：“我們相信中美關係正常化能爲美國用先進的東西幫助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創造更有利的條件，這點對美國來說也是有利的。”
表3-2 1970—1978年美國與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國內生產總值比較 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Angus Maddison,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1820-1992）,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1995,pp.180-183.
事實上，美國也知道這一點。因此，在布熱津斯基訪華後，美國便大力利用技術交流和商品信貸的槓桿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程。1978年7月，美國總統科學顧問、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普雷斯率領一個跨部門的高級科技代表團訪華，團員中包括國家宇航局局長、國家衛生研究所所長以及美國各重要科技機構的負責人。這是美國向任何外國派遣的最高規格的科技代表團。10月21日，卡特簽署了一項農產品出口法案。其中，有一項條款允許商品信貸公司向中國提供3年以內的短期貸款。在此之前，根據傑克遜-瓦尼克修正案的規定，對中國和對蘇聯一樣，是不允許提供這類貸款的。24日，美國能源部長施萊辛格又率美國能源代表團到達中國訪問，並於11月4日受到華國鋒的接見。這些不僅推動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秘密談判，而且爲中美建交後中國引進美國資金和先進技術奠定了基礎。
中美關係實現正常化爲兩國人民發展經濟貿易關係開闢了廣闊的前景。中美建交公報發表後，卡特總統說道：美國從中美建交所能得到的最大好處之一是，我們既能同臺灣、同臺灣人民繼續保持牢固的貿易和文化聯繫，又能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幾乎10億人民發展新的繁榮的貿易關係。對於中國來說，從中美建交中所能得到的最大好處之一是中國打開了世界上最發達國家資金和技術的大門。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鄧小平訪問美國，雙方在華盛頓簽訂了中美科技合作協定和文化協定，兩國在教育、農業、空間方面合作的諒解的換文，兩國在高能物理方面合作的協議，以及關於建立領事關係和互設總領事館的協議。從此，美國的資金和先進技術成爲推動中國開放戰略發展的重要外部力量之一。
3.減小了從其他發達國家引進技術的阻力
尼克松訪華後，西方發達國家紛紛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這在很大程度上掃除了雙方經濟貿易關係的障礙。在中國“優先照顧”已經建交的國家的政策下，西歐、日本等與中國的經濟貿易關係迅速發展，遠遠走在美國的前面。但是，由於巴黎統籌委員會的存在，中國與這些發達國家之間的軍事技術轉讓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同時，在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科技產品中，大多含有美國的技術部件，其轉讓也必須得到美國的允許。1977年入主白宮後，卡特再次重申了不向中國出售武器的禁令。國務卿萬斯則堅持，在軍售和技術轉讓方面對中國與蘇聯要同等對待。1978年初，英國、法國等國家極想向中國轉讓技術產品，但必須事先詢問美國。因此，要想打開西方發達國家技術轉讓的大門，就必須改善與美國的關係。
奧克森伯格指出，“對於基辛格來說，科學和文化交流顯然是附屬的關切，被歸入了次要議程之中。對卡特及其屬下而言，與中國的科學交流可以用作重要的政策工具。”事實上，隨着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的加快，美國在逐漸放鬆對中國轉讓技術的限制。1978年5月，布熱津斯基訪華時告訴中方，美國願意放寬巴黎統籌委員會的限制，以利於向中國轉讓先進技術。美國將批准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口可用於資源勘探的一種紅外線掃描器。11月，萬斯對新聞界發表談話說，美國將不向中國和蘇聯出售武器，但不反對盟國向中國出售武器，只要這些武器是防禦性的，不會對臺灣構成威脅。顯然，這只是卡特政府推進中美關係正常化的一種臨時性措施。如果中美關係正常化不能實現，這種臨時性措施就隨時有可能被取消。因此，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完成，爲中國從其他發達國家引進先進技術創造了條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