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5年十六屆五中全會正式提出互利共贏開放戰略以前，中國已經在對外開放中貫徹互利共贏理念。2003年，溫家寶訪美時提出了處理中美經貿關係的五條原則，第一條就是互利共贏。事實上，在對美開放的實踐中，在不影響中國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中國曆來比較注意照顧美國的合理關切。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多次積極採取措施擴大從美國的進口。從2006年到2011年，中國政府每年派出的投資貿易促進團累計從美國採購金額超過了1000億美元。這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中美貿易不平衡爭端，促進了美國經濟的發展，從而形成了中國互利共贏開放戰略與美國對華戰略定位良性互動的狀態。在互利共贏開放戰略推動下，美國對華戰略定位進一步走向積極。美國對華戰略定位走向積極又推動了中國追求與美國互利共贏。這不僅推動了中美關係的恢復與發展，而且保障了中美關係的持久穩定。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從2001年9月至今，中美關係不僅已經連續13年保持了穩定發展狀態，而且這種穩定狀態還有望繼續保持下去。這顯然是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的新現象。
一、首腦會晤經常化
首腦外交是國家交往的最高層次，首腦會晤的頻密程度是國家關係的晴雨表。從2001年到2014年，兩國元首除了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晤及其他重大國際場合舉行會晤以外，中美之間的首腦訪問有8次。小布什在任期間，正式與非正式訪華4次。2009年1月，奧巴馬就任美國總統，4月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倫敦金融峰會前夕舉行了首次會晤，11月對中國進行了爲期3天的國事訪問。在奧巴馬第一任期內，兩國國家元首會晤12次，平均每年3次。2013年3月，習近平當選中國國家主席，6月與奧巴馬在加利福尼亞州安納伯格莊園舉行了元首會晤。兩國元首會晤的這種頻密程度在中美關係史上是罕見的。
“9·11”事件發生後，江澤民及時與布什通電話，雙方表示同意加強合作，共同打擊恐怖主義。正是在中國積極配合下，美國政府花較小的成本贏得了阿富汗戰爭。這爲中美繼續合作奠定了基礎，迎來了兩國關係改善與發展的春天。2002年2月，布什對中國進行工作訪問。在與布什會談時，江澤民提出了維護和發展兩國關係的積極勢頭、充實建設性合作關係的4點意見，表達了與美國合作的意願：①雙方應進一步加強高層戰略對話以及各級別、各部門之間的接觸，增進了解和信任；②雙方應加深在各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以造福於兩國人民；③雙方應在相互尊重、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妥善處理彼此間分歧，特別是臺灣問題；④雙方應當把中美關係放在世界範圍內來考慮，在共同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文明進步方面應經常溝通，加強合作。布什贊同江澤民提出的發展中美關係的意見，歡迎中國與美國合作。他說：“我歡迎中國在我們的反恐戰爭中合作，我鼓勵中國在朝鮮半島、東南亞和南亞鄰居中繼續成爲一支和平的力量，作爲世界貿易組織的完全成員，中國現在是全球貿易機制中的完全夥伴，有權利和義務塑造和執行開放貿易的規則。”通過會談，雙方同意加強高層戰略對話及各級別、各部門接觸，同意在經貿、能源、科技、環保、艾滋病防治、執法等領域開展交流與合作，同意加強反恐磋商與合作以充實雙方中長期反恐交流與合作機制，決定於年內舉行兩國經濟、商貿和科技3個聯委會會議。這不僅大大充實了兩國建設性合作關係的內容，而且拓寬了兩國互利合作的範圍。
2002年10月，江澤民應邀訪美。訪問前夕，兩國簽訂了總金額達47億美元的5個經貿合作項目。10月21日，布什在其私人農場與江澤民會晤，商定恢復兩軍交往並於近期舉行國防部副部長級防務磋商及其他交流項目，決定建立關於戰略安全、多邊軍控和防擴散副外長級磋商機制。在會晤後的聯合記者招待會上，江澤民積極迴應美國對中國綜合國力增強的關切。他說：“中國要實現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的中心任務和長期目標是發展經濟，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國從不搞擴張，也不搞霸權，衷心希望世界和平。即使中國將來發達了，也不會對別國構成威脅。事實已經並將繼續證明，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地區和平的堅定力量。”布什宣稱美國和中國是全球反恐的盟友，敦促中國在伊拉克問題上繼續合作，表示兩國將繼續合作促進朝鮮半島無核武器化並和平解決朝核問題。
2003年12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訪美。雙方就經貿問題、臺海問題和朝核問題等深入地交換了意見，達成了廣泛共識。在經貿問題上，溫家寶提出了公平發展中美經貿關係的5條原則，並表示中國已經在積極採取措施消除美國的貿易逆差。在臺灣問題上，布什首次表示反對“臺獨”。在朝核問題上，雙方表示繼續推動朝鮮半島無核化。通過商談，雙方商定中美第六次國防部副部長年度防務磋商和第四次反恐磋商將於2004年初在北京舉行。此外，正如《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載文指出的，在中國新任總理溫家寶首次訪美之際，一個應該得到更多關注的首要問題是被稱爲“中國的和平崛起”的中國外交政策新舉措。由於美國在亞洲的威望和權力相對衰落，新政策對亞洲和美國將產生深遠的影響。總之，中國發出的信息是“我們是來幫忙的”，而美國發出的信息是在反恐戰爭中“要麼是我們的朋友要麼是我們的敵人”。溫家寶訪美也向美國發出了兩個重要的信號：和平崛起與互利共贏，充分顯示了中國與美國合作的誠意與信心。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中，溫家寶說道：“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改革開放與和平崛起的大國，明天的中國，是一個熱愛和平和充滿希望的大國，我們已下定決心，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國內環境，集中精力發展自己，又以自己的發展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無疑，這對緩解美國對中國崛起的關切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對西方國家“妖魔化中國”也是一個有力的駁斥。
布什開始其第二任期後，中美關係雖然出現了一些不和諧音符，但是並沒有改變穩定發展的基本狀態。中國繼續推進與美國互利共贏，確保中美關係穩定發展。2005年11月，布什訪華，胡錦濤、溫家寶分別與他舉行了會談和會見。兩國元首就經貿合作、臺灣問題、禽流感防治、朝核問題等雙邊及地區和國際問題交換了看法，一致同意全面推進21世紀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胡錦濤還提出了促進互利共贏、發展中美關係的5點意見：①保持兩國高層交往的積極勢頭；②共同開創中美經貿合作的新局面；③加強兩國在能源領域的互利合作；④加強兩國在反恐、防擴散、防控禽流感問題上的合作；⑤擴大兩國在人文領域的交流與合作。胡錦濤表示中國將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加大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力度，並強調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
2006年4月，胡錦濤就任國家主席後首次訪問美國。這是一次尋求與美國建設性合作的訪問。雙方就戰略關係、臺灣問題、經貿合作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會談，再次肯定了全面推進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胡錦濤表示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願意與美國在全球範圍內開展合作，實現互利共贏。在耶魯大學演講時，胡錦濤宣稱：“今天，中國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既通過維護世界和平來發展自己，又通過自身的發展來促進世界和平。中國堅持實施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戰略，真誠願意同各國廣泛開展合作，真誠願意兼收幷蓄、博採各種文明之長，以合作謀和平、以合作促發展，推動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訪問進一步增進了美國對中國的瞭解，使中美關係在後反恐時代避免了倒退與滑坡，從而推動了中美關係持續穩定發展。
奧巴馬入主白宮以後，中美關係總體上繼續保持了穩定發展的良好勢頭。2009年11月，奧巴馬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成爲中美關係史上第二位上任第一年就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這充分表明了中國對國際社會影響上升的程度，也充分表明了奧巴馬政府對中美關係的重視程度。在歷時近66小時的訪問中，胡錦濤與奧巴馬進行了深入的建設性會談，吳邦國、溫家寶會見了奧巴馬。在會談期間，兩國元首不僅就兩國政治、經濟、軍事、貿易等方面的內容進行了深入的會談，而且就金融危機、氣候變化、能源問題、朝鮮與伊朗核問題以及阿富汗問題等重大地區和全球問題廣泛交換了看法。會談後發表的《中美聯合聲明》包括中美關係、建立和深化雙邊戰略互信、經濟合作和全球復甦、地區及全球性問題以及氣候變化、能源與環境5個方面的重要內容，從而使中美合作的範圍真正拓展到了全球。會談期間，兩國元首還對中美關係進行了更加積極的戰略定位，從而再次爲中美關係穩定發展提供了戰略性保障。
爲增進了解和信任，促進兩國在全球及地區合作，開創兩國關係新局面，2011年1月，國家主席胡錦濤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對於胡錦濤此次到訪，美國主動採取了最高規格，舉行全套正式外交典禮和禮儀，包括在白宮南草坪舉行歡迎儀式、閱兵等，並且13年來首次爲中國元首舉辦國宴。在歷時約68小時訪問過程中，胡錦濤會見了副總統約瑟夫·拜登及國會領導人，兩國元首就當前世界經濟形勢、朝鮮半島局勢、伊朗核問題、蘇丹問題以及氣候變化等雙方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坦誠地交換了意見，就中美戰略互信、經貿合作、人文交流及未來發展等雙邊關係中的重大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討，就加強中美關係、促進高層交往、應對地區和全球挑戰、建設全面互利的經濟夥伴關係、氣候變化及能源環境合作、擴展人文交流等達成了廣泛的共識，發表了《中美聯合聲明》，爲兩國關係的未來發展確定了方向、奠定了基調。《中美聯合聲明》指出：“中美致力於共同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係，以推進兩國共同利益、應對二十一世紀的機遇和挑戰。”
中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形成後，中美關係向何處去？對此，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普遍關注。2013年6月，國家主席習近平應邀前往美國與奧巴馬會晤。雖然這次會晤的最終敲定顯得有點突然，但是取得的成果頗爲豐碩。在莊園會晤中，習近平和奧巴馬交流了8個多小時，就中美關係、臺灣問題、網絡安全、朝核問題、南海問題等進行了深入、坦率、建設性的會談，達成了重要的共識。特別是在中美關係問題上，兩國元首都強調中美關係的重要性，就建立互相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進行了深入、真誠、坦率的討論，同意加強各個領域各個層次的溝通、交流與合作，造福兩國及世界其他各國人民。針對兩國交流的薄弱環節，兩國元首強調改善和發展兩軍關係的重要意義。正如奧巴馬所言，這是能夠推動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取得具體進展的一個範例。爲此，兩國元首商定，中國國防部長將應邀適時訪美，中國將應邀參加2014年環太平洋軍事演習，推動建立中美新型軍事關係。兩國元首還同意今後繼續通過互訪、會晤、通信、通話等方式保持密切聯繫，從而推動良好私人關係的建立。安納伯格會晤是中美關係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的一次重要會晤，對於謀劃中美關係未來、繪製中美關係發展藍圖、促進兩國跨太平洋持續合作具有重大意義。
二、雙邊關係機制化
國際關係機制化能夠增強國際社會應對突發事件和風險的能力，是國際關係平穩發展的重要保障。中國開放戰略實施以來，中美關係的發展過程就是一個不斷機制化的過程，從經濟領域開始到安全再到人文領域，陸陸續續建立了一系列交流對話的機制。進入21世紀，在元首互訪推動下，爲了加強互利合作，中美關係機制化的速度明顯加快、水平顯著提高。爲了落實兩國元首互訪的成果，2002年12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熊光楷訪美並與美國國防部副部長費思舉行了布什任內首次副部長級防務磋商。2003年10月，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曹剛川訪美，標誌着撞機事件後中斷的兩國軍事關係恢復了正常。2004年，全國人大與美國國會參議院啓動了每年舉行一次正式會議的會議機制，兩國外長還開通了直通電話。2005年8月，中美雙方在北京舉行了首次高層戰略對話，就廣泛的議題交換了看法。2006年12月，兩國戰略經濟對話又在北京成功啓動，雙方主管經濟工作的高官廣泛參加了首輪對話。在雙方積極推動下，目前，兩國已經建立了涵蓋政治、經濟、軍事、執法、科技、教育、能源、環保、航空等方面90多個政府間對話和磋商機制，兩國政府部門負責人互訪也非常頻繁，外交部長互訪也逐漸走向機制化。
中美戰略對話與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是布什政府期間中美高層互動的主要機制，也是促進中
國建設性地參與國際事務的兩個重要平臺。通過中美戰略對話和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兩國對事關兩國重大利益的雙邊、地區以及全球性重大問題交換看法、協調立場。這不僅對於保持中美關係的和平與穩定，而且對於促進亞太地區以及世界和平與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成了實現兩國互利共贏的有益橋樑。
戰略對話主要着眼於戰略與政治領域的問題，定期在中美兩國輪流舉行。2005年8月，首次戰略對話在北京啓動。雙方就中美關係和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了意見，充分肯定了戰略對話的意義。到2008年12月，中美戰略對話共舉行了6次。通過戰略對話，中美雙方不僅就相互關心的雙邊、地區和國際問題深入、坦誠地交換了意見，而且增進了中美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兩年多來，中美雙方利用這一機制就事關中美關係的深層次、戰略性重大問題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溝通交流，增進了彼此瞭解和信任，促進了雙方在各領域的合作。”
戰略經濟對話主要着眼於戰略與經濟層面，每年兩次，輪流在中美兩國舉行。到2008年12月，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共進行了5次。2006年12月，首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在北京舉行。雙方圍繞“中國的發展道路和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就城鄉均衡發展、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促進貿易與投資、能源、環境與可持續發展5個專題進行討論。2007年5月，華盛頓對話集中討論服務業、能源與環境、經濟平衡增長和創新等議題。12月，北京對話簽署了關於食品和飼料安全合作、藥品和醫療器械安全合作等協議，就金融服務、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能源和環保、透明度、投資、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經濟平衡增長等領域合作達成了廣泛共識。2008年6月，安納波利斯對話簽署了《中美能源環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同意正式啓動中美雙邊投資保護協定談判。12月，北京對話圍繞“奠定長久的中美經濟夥伴關係的基石”這一主題，就管理宏觀經濟風險、促進經濟平衡增長的戰略、加強能源和環境合作、應對貿易挑戰、促進開放的投資環境、國際經濟合作等議題進行討論。
2009年4月1日，胡錦濤與奧巴馬在倫敦會晤，就中美關係與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廣泛地交換了意見，一致同意建立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中美戰略對話與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合而爲一，被提升到了一個更高的戰略層面。根據兩國元首的共識，7月27日，首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華盛頓舉行。戰略對話由國務委員戴秉國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主持，主要討論中美關係、國際和地區及全球性問題。經濟對話由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和美國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主持，圍繞合作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主要討論反金融危機的政策措施、經濟可持續增長、金融體系改革、貿易投資合作等重大議題。通過爲期兩天坦誠、深入的溝通和交流，首輪經濟與戰略對話取得了重要的成果。2010年5月24日，第二輪戰略與經濟對話在北京舉行，胡錦濤出席了開幕式。雙方有關部門在戰略對話框架下就能源安全、氣候變化、聯合國維和、反恐等進行對口磋商，在經濟對話框架下圍繞“確保持續發展、互利共贏的中美經濟合作伙伴關係”就經濟復甦和增長、貿易和投資、金融市場穩定和改革以及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等議題進行探討。會議取得了豐碩成果，美國還答應將迅速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截至目前，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已經舉行了6輪。該機制爲雙方在事關兩國戰略性、長期性和全局性的問題上進行溝通提供了一個更高的平臺，“有助於雙方加深瞭解、擴大共識、減少分歧、增進互信、促進合作，有助於雙方在解決全球金融危機、地區安全關切、全球可持續發展、氣候變化等共同挑戰方面進行合作”。
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機制是奧巴馬政府時期中美間形成的又一個重要交流對話機制。隨着中美人文交流增多，人文交流對促進兩國關係的重要性上升，兩國間開展人文對話顯得更有必要。根據兩國元首會晤達成的共識，2010年5月，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機制在北京正式成立，每年舉行一次，國務委員劉延東與國務卿希拉里分別代表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建立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機制的諒解備忘錄》。首輪磋商期間，雙方就教育、科技、文化、體育等領域共同關心的問題開展了深入的交流，還啓動了一系列人文交流項目。到目前爲止，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已經舉行了4輪，取得了積極成果。磋商對增進兩國政府和人民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推動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促進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正如習近平致第4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的賀信指出的，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必須依靠兩國民衆和各界積極支持和廣泛參與。
中美商貿聯合委員會是兩國間歷史悠久的一個對話機制，主要是爲了解決兩國間的經貿摩擦。1983年5月，中美商貿聯合委員會在北京舉行，國務委員陳慕華與美國商務部長鮑德里奇共同主持。通過3天交流磋商，雙方同意就工業技術合作和投資保護簽訂協議或協定。目前，中美商貿聯合委員會共舉行了24次會議，對加強兩國相互瞭解、促進雙邊經貿關係穩定、推進中美經貿合作發揮了重大的積極影響，事實上成了兩國經貿摩擦的滅火器。
中美軍事關係是兩國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衡量中美關係發展的重要標尺。目前，兩軍交流機制不少。1997年，兩國國防部建立了副部長級防務磋商機制。這是兩國國防部間最高級別的定期對話機制，到2013年底共舉行了14次磋商會議。1998年，根據江澤民訪美期間兩國元首達成的共識，兩國建立了中美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到2012年底共舉行年度會晤9次、專門會議2次、工作小組會議15次。2005年，中美又啓動了國防部工作會晤機制，到2012年已經舉行了8次會晤。2011年5月，雙方宣佈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框架下開展戰略安全對話，至今已經舉行了3次對話。此外，兩國國防部建立了直通電話，開展了防務政策對話、人道主義救援減災交流等。這些對於促進交流、避免誤判、增進互信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三、對臺政策理性化
臺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的核心問題，正確對待、妥善處理臺灣問題，事關中美關係穩定。開放戰略實施以來，大陸利用軍事、外交、法律、輿論手段遏制“臺獨”勢力的能力顯著增強，開放戰略成爲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要因素。在臺灣問題上，中美既存在根本衝突又存在可以合作的利益契合點。對於中國來說，臺灣是中國領土主權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屬於國家核心利益，反對臺灣獨立是中國對臺政策最基本的原則。但大陸並不願意看到兩岸真正兵戎相見，而是堅持在一箇中國的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進入21世紀，大陸雖然沒有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但是大力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現兩岸互利共贏，從而極大降低了兩岸武力相向的風險。對於美國來說，臺灣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牽制大陸的一張牌，並不涉及美國根本利益，更不用說核心利益。一旦臺灣獨立，臺灣在牽制大陸方面的意義將蕩然無存。隨着大陸綜合國力顯著增強，美國與大陸的利益遠遠大於與臺灣的利益，因爲臺灣而與大陸鬧翻關係顯然不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不僅如此，中國崛起已經成爲客觀事實，臺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戰略意義已經下降。因此，反對臺灣獨立成爲兩國的共同利益。在互利共贏的推動下，美國的對臺政策變得更加理性和務實。
在放棄了“戰略競爭者”的對華戰略定位後，布什政府在臺灣問題上回到了“一箇中國”的政策軌道上來，表示不支持臺灣獨立。2002年8月，陳水扁拋出“一邊一國”論後，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麥科馬克宣稱：“我們的政策是一箇中國政策，我們不支持臺灣獨立。”美國國務院也宣稱美國的“一箇中國”政策沒有變。但是，美國並沒有放棄支持臺灣的政策，將“與臺灣關係法”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混在一起，作爲美國對臺政策的依據。2002年10月，江澤民訪美。布什聲稱：“關於臺灣，我向主席強調，我們基於三個聯合公報和與臺灣關係法的‘一箇中國’政策沒有變。”2003年8月，白宮發言人斯科特·麥克萊倫宣稱：“我們已經清楚地表明，我們將堅定地遵守‘與臺灣關係法’，我們將盡力幫助臺灣。”
然而，這種情況開始慢慢發生變化。9月，陳水扁提出“公投立憲”，開始搞“法理臺獨”，兩岸關係立即緊張起來，國務院臺辦副主任王在希甚至對臺灣發出了武力警告。11月21日，溫家寶在接受《華盛頓郵報》記者採訪時也宣稱，“中國人民會不惜一切代價，維護祖國的統一。”面對迅速緊張的臺海局勢，在中國政府努力爭取下，美國開始微調對臺政策，由過去“不支持臺灣獨立”發展到“反對單方面改變現狀”。12月4日，麥克萊倫在新聞發佈會上說：“美國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臺灣現狀的企圖。這是我們的政策，對北京可能使用武力及臺灣自己採取任何行動改變臺灣獨立或統一的現狀都是適用的。”12月9日，布什在與溫家寶會談後的聯合記者招待會上聲稱：“我們反對中國或臺灣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的決定。臺灣領導人的言行表明他想單方面決定改變現狀，對此我們是反對的。”美國政府的立場對臺灣當局形成了相當大的壓力。正如戴維·布朗撰文指出的，總統國家安全助理賴斯“呼籲臺北遵守一箇中國政策”，布什總統也“發出了毫無疑問權威性的任何單方面採取改變現狀的步驟的警示信息”，“他發出這一警示信息的方式，應該說清楚了臺灣沒有一張能夠將美國拖進與中國衝突的空白支票”。在中美兩國政府的聯合壓力下，陳水扁的“法理臺獨”圖謀遭到了一定程度的遏止。
2004年3月，陳水扁又提出“新憲公投”“臺灣正名”，再次引起了大陸的擔心和警惕。5月17日，中臺辦、國臺辦發表聲明指出：“如果臺灣當權者鋌而走險，膽敢製造‘臺獨’重大事變，中國人民將不惜一切代價，堅決徹底地粉碎‘臺獨’分裂圖謀。”爲了防止“臺獨”影響中美關係穩定發展，國務卿鮑威爾5月28日明確指出：“我們不支持臺灣方面的任何獨立運動，也不支持任何一方的單方面行動。”陳水扁發表“雙十”講話後，10月25日，鮑威爾訪華期間接受鳳凰衛視評論員阮次山採訪時再次宣稱：“我們的政策很清楚，只有一箇中國，臺灣不是獨立的，臺灣並不是享有主權的國家，這是我們的一貫政策，一項堅定不移的政策。”11月20日，胡錦濤與布什在聖地亞哥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晤期間舉行會晤，就反對陳水扁搞“法理臺獨”再次達成了共識。
爲了打擊“臺獨”囂張氣焰，2005年3月，中國全國人大制定並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在《反分裂國家法》出臺之前，國臺辦主任陳雲林專程前往美國進行了溝通。《反分裂國家法》出臺後，美國反應比較低調，並且對臺灣的激烈反應採取了抑制態度。2007年，陳水扁頑固推動“入聯公投”，美國政府再次出面施壓。國務院副發言人凱西說道：“我們不支持臺灣無論是加入聯合國還是加入任何其他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加入的機構。”國務卿賴斯宣稱：“我們反對任何威脅使用武力，反對任何一邊單方面採取行動改變現狀。我們有一箇中國政策，我們不支持臺灣獨立。”在中美雙方及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下，陳水扁分裂祖國的言行再次受到抑制。
奧巴馬政府基本上繼承了布什政府的對臺政策。2009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回答學生提問時說：“我過去已清楚表明，我的政府完全支持幾十年來反映在三個聯合公報中的‘一箇中國’政策。至於我們與臺灣的關係以及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我不想改變政策與方法。”顯然，所謂不改變政策與方法，就是既要發展對華關係又要繼續支持臺灣，向臺灣出售武器。在北京與胡錦濤會談時，奧巴馬錶示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再次重申“一箇中國”政策的堅定承諾。在2011年的《中美聯合聲明》中，美國重申2009年《中美聯合聲明》有關臺灣問題的立場：“奉行一箇中國政策，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期待兩岸加強經濟、政治及其他領域的對話與互動，建立更加積極穩定的關係”。奧巴馬的講話及關於臺灣問題的立場表明，美國利用臺灣牽制中國的“兩手”政策在奧巴馬政府期間不會改變。但是，與布什政府相比，奧巴馬政府的對臺政策也有細微變化。它沒有像布什政府那樣強烈反覆地將“與臺灣關係法”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攪和在一起作爲美國對臺政策的依據。隨着中國經濟實力繼續增強、美國對華需求繼續增多，臺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重要性下降。雖不排除“售武”之類導致兩國關係緊張之事，但奧巴馬政
府在臺灣問題上相對理性，沒有讓臺灣問題太過干擾中美關係穩定發展。
四、經貿關係務實化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推動了中美雙邊貿易的發展。根據中方的統計數據，2003年，中美雙邊貿易額首次突破了1000億美元大關，達到了1263.3億美元，比2002年增長了30％，達到了1993年以來的最高增長水平。隨着雙邊貿易迅速發展，兩國在經濟貿易領域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些問題，主要是貿易逆差問題、人民幣匯率問題和知識產權問題。這些問題引起了美國各界的普遍關注，成爲影響中美關係穩定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這不是中國單方面能解決的，需要雙方共同努力。誠如溫家寶所言，“經貿關係是兩國關係的經濟基礎。互利共贏的中美經貿關係，不僅給兩國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而且成爲中美關係發展的重要基礎和強大動力，美中貿易逆差擴大，這不是我們所追求的。但是，靠減少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這不是一個好辦法。因爲這樣做，既不利於中國，也無助於解決美國內失業問題，反而會嚴重損害美國廣大消費者和美國在華企業的利益。”因此，爲了維護中美關係的穩定，兩國特別是中國採取了比較務實的態度，促進雙方合作共贏。
對於兩國在經濟貿易領域存在的問題，中國主張從中美關係的全局出發，着眼於長遠、着眼於未來，從戰略高度、長遠角度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溫家寶指出：“我們對待中美貿易問題，要有這種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所有這些問題，是在中美貿易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是可以取得共識，也是可以逐步得到解決的，不應該也不可能影響中美經貿發展大局”。在貿易不平衡問題上，2005年，胡錦濤在紐約與布什會晤時表示：“願同美方一起努力，在發展貿易合作中逐步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中方將繼續履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所作的各項承諾，也希望美方放寬對華出口特別是高技術出口的限制，採取相應的促進兩國貿易平衡的積極行動。”正是在這樣的理念指導下，中國在調整貿易結構、改善貿易環境的同時，多次組織代表團前往美國採購。2003年11月12日，中國商務部採購團在美國簽訂了價值67億美元的合同，購買30架波音飛機、4500輛汽車以及飛機引擎。2006年、2007年和2008年，中國在美國採購金額分別達到162億、326億和136億美元。2009年，中國在美國19個州開展了百餘項經貿促進活動，簽署了價值數百億美元的購買協議。2011年1月，爲配合胡錦濤訪美，中國商務部組織2個貿易投資促進團分7個分團赴美國西海岸、東海岸以及南部地區開展活動，簽訂了近600億美元的貿易大單，僅波音飛機採購訂單就達150億美元，中方進口除飛機以外的美國商品達249億美元。
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2003年9月，美國財政部長斯諾專程訪華商談人民幣匯率問題。10月，美國貿易代表佐利克、商務部長埃文斯訪華，人民幣匯率問題仍然是主要議題，來自美國的壓力繼續增加。中國不認同人民幣匯率導致美國貿易逆差的觀點，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也不接受外界壓力。但是，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是中國金融改革的必然趨勢。因此，中國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持積極態度。2003年12月，溫家寶訪美期間多次就人民幣匯率問題表達了中方立場。2005年7月，中國根據自己的經濟情況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人民幣匯率對美元升值2％，實行以市場供求爲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的彈性不斷增加。2010年6月，中國進一步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堅持以市場供求爲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到2011年8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30.2％，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分別升值13.5％和23.1％。通過主動、漸進、穩妥的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目前人民幣匯率已經趨於合理均衡水平，但中國並未就此止步。新一屆中央政府形成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成爲政府的重點工作。《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擴大匯率雙向浮動區間，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誠然，中國改革人民幣匯率是根據自己經濟發展的情況選擇適當的時間逐步推進的。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訴求。事實上，在擴大內需、人民幣升值等共同作用下，中國經常項目順差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007年10.5％下降到了2013年2.6％。這表明人民幣匯率已經達到合理水平，有利於緩和兩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爭端。
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民族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對於一個國家來說，知識產權保護不僅僅是商業利益問題，而且是關係國家興衰的發展戰略問題。正如胡錦濤在訪問微軟時指出的，保護知識產權“不僅對中國擴大對外開放和改善投資環境”十分必要，而且“對於加強中國自主創新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上，中美兩國存在很大的利益匯合點。
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隨着知識產權糾紛的增多，中國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制度，加大保護知識產權的力度。2006年，中國首次出臺了《保護知識產權行動綱要》。從2007年起，中國每年發佈《中國保護知識產權行動計劃》，完善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制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執法行動，推進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交流合作。中國還利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就知識產權保護問題與美國進行廣泛深入的溝通協調，促進兩國保護知識產權的交流與合作。同時，中國不斷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2004年，查處兩家中國企業侵犯美國微軟公司著作權案件，查繳各類違法音像製品1.54億張（盤），中國公安機關與美國國土安全部移民與海關執法局合作在上海破獲一起涉嫌銷售盜版DVD的重大案件，搗毀3個盜版DVD存放窩點，繳獲21萬餘張盜版DVD。2005年1月，文化部、國家保護知識產權工作組辦公室在全國開展違法音像製品統一銷燬活動，集中銷燬6335萬多張（盤）各類違法音像製品。2010年初，國家“掃黃打非”工作小組在31個省區開展侵權盜版及非法出版物集中銷燬活動，共銷燬盜版音像製品、盜版圖書、盜版電子出版物及非法報刊3638.93萬件。隨着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斷加大，侵權盜版現象呈逐步下降趨勢。從收繳侵權盜版物數量來看，2012年同比下降17％，2013年同比下降55％，2014年第一季度同比下降近32％。此外，中國還實現了政府辦公軟件正版化。
事實上，美國政府及多數行業協會在經貿問題上也採取了比較務實的態度，中美經貿爭端基本上處於一個可控的範圍內，可以說“鬥而不破”已經成爲雙方處理經貿摩擦的一個重要“默契”。美國政府在不斷對中國施壓的同時也在抵制來自國會、部分產業協會的壓力，避免經貿爭端影響中美關係總體發展。爲了解決經濟貿易領域的問題，加強經貿合作，溫家寶訪美期間兩國決定提升中美商貿聯委會的級別，使之成爲兩國在經貿領域的高層次合作機制。該機制雖不盡圓滿，但畢竟爲雙方提供了一個通過對話和協商解決貿易爭端的重要平臺，在某種程度上也確實發揮了經貿摩擦“滅火器”的作用，從而對中美關係穩定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後貿易保護主義擡頭的形勢，2009年10月，第20屆中美商貿聯委會舉行，雙方一致承諾共同反對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恪守20國峰會共識，不出臺新的貿易保護措施。兩國新一屆政府組成後，面對經貿摩擦增多的現象，2013年12月，第24屆中美商貿聯委會就知識產權、服務貿易、中國企業赴美投資等進行討論，達成了多項共識，進一步增進了互信和利益契合點，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建設創造了條件。
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布什政府和奧巴馬政府接連拒絕國會“將中國列爲匯率操縱國”的要求，從未將中國列入匯率操縱國。“同中國有貿易往來的企業界普遍認爲匯率跟美國的貿易平衡或就業沒有太大的關聯，給中國貼上匯率操縱國的標籤只會引發雙方更多的爭執。”2013年3月，美國國會通過《2013財年綜合繼續撥款法案》，其中第516條禁止部分政府部門購買中國信息設備產品，結果引起了廣泛異議。白宮認爲涉華條款對商業活動造成了干擾，一些商會、行業協會紛紛寫信給國會領導人表示反對。美國商業軟件聯盟、美國貿易緊急委員會、信息技術產業委員會、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美國信息技術辦公室等11家團體聯合致函國會，指出該條款設置了一個令人憂慮的先例，其效果會適得其反，將造成重大國際影響，令美國信息技術企業在全球市場處於不利競爭地位，敦促國會考慮採取更具建設性的方式來處理網絡安全問題，並確保在其他立法中不要包含類似措辭。
五、雙邊合作全球化
隨着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中美關係已經大大超出了雙邊範圍。但是，布什政府最初主要將中國定位爲一個地區大國，並不鼓勵中國積極參與全球事務，以防止中國挑戰其霸權。伊拉克戰爭以後，中美兩國的實力差距進一步縮小，兩國在全球層面合作的領域迅速增加。正如胡錦濤指出的，“中美關係已遠遠超出雙邊範疇，越來越具有全球意義。中美在推進聯合國改革、解決地區熱點問題、防範和應對恐怖主義、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預防自然災害、防控流行性疾病等重大問題上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肩負着重大的共同責任”。美國開始對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性國際事務採取積極的態度。佐利克指出：“在其外交政策方面，中國有很多機會成爲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特別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中美雙方在國際事務中的合作由主要在地區層面迅速拓展到了全球層面。
布什政府時期，中美在反恐和防擴散方面進行了全面合作。在反恐問題上，雖然中國一貫反對使用武力，但是在美國的“反恐戰爭”中，中國破天荒對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美國動武的決議投了贊成票，並且在建立反恐聯合陣線、提供情報、救助戰爭難民以及從經濟上打擊基地組織等方面進行了積極合作。阿富汗戰爭之後，兩國在反恐領域繼續合作，反恐交流與合作逐漸機制化。2002年，雙方先後在駐對方使館專門設立了負責對付恐怖行動、有組織犯罪和跨國犯罪等的機構。2003年，雙方又舉行了第三次、第四次反恐磋商。同時，反恐合作範圍不斷拓展。2002年8月，美國決定將“東突伊斯蘭運動”列入國際恐怖組織，並於2004年正式將其確定爲國際恐怖主義組織。10月，雙方就中國加入集裝箱安全倡議達成共識。2003年7月達成有關協議後，美國海關官員駐紮中國深滬港口。此外，兩國還在經濟反恐方面進行了長期合作，以切斷國際恐怖主義組織的經濟來源。
在朝鮮半島無核化問題上，2002年10月，美國總統特使凱利訪朝後宣稱朝鮮已承認其濃縮鈾開發計劃，美朝關係迅速惡化，朝核問題再現危機。2003年1月，朝鮮宣佈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爲了解決朝核危機，布什與江澤民通電話，雙方同意在朝核問題上進行合作。此後，通過中國積極斡旋，中、美、朝三方於4月舉行了會談。8月，俄國、日本、韓國加入，三方會談發展成六方會談。截至2008年12月，六方會談共進行了7輪。作爲六方會談的主席國，中國在六方會談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通過近5年的艱難談判，六方會談雖然尚未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目標，但是爲有關方面開闢了一個溝通的渠道，對於維護東亞地區的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奧巴馬入主白宮後，面對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美國更加需要與中國開展全球層面的合作，中美合作的範圍迅速由地區層面擴展到全球層面。除了在反恐和防擴散等領域繼續進行合作外，雙方的合作議題迅速向氣候變化、能源安全、航道安全、全球金融以及貿易自由化等議題拓展。特別是面對持續已久的全球金融危機，兩國的合作更加引人矚目。2009年4月1日，胡錦濤與奧巴馬在倫敦金融峰會前夕會晤，決定提升中美經濟對話的級別。在7月27日到28日的中美首輪戰略與經濟對話中，全球性議題成爲雙邊對話的重要內容。除了應對當前面臨的全球金融危機外，雙方還就全球氣候變化、發展清潔高效能源、環境安全、能源安全、流行性疾病、全球機構與治理、公共衛生挑戰以及全球扶貧等議題進行了對話與溝通，並擬就了關於加強氣候變化、能源和環境合作的諒解備忘錄，決定建立氣候變化政策對話與合作機制，兩國在全球層面的合作全面展開。此後，全球貿易和投資秩序、國際金融體系、網絡空間國際規則等均成爲戰略與經濟對話的重大議題，兩國全球性合作不斷向縱深拓展。
（本章完）